导语：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外溢。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中国长期推动进口来源与运输渠道多元化，同时着力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提高电气化比重，并在冲突可能危及能源供应线之前，就已战略性增购原油。这些举措为应对潜在冲击预留了一定缓冲空间。但同时，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逾四成原油进口、近三分之一液化天然气进口来自中东地区，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变化仍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具有显著牵动效应。另据航运信息，本轮冲突爆发后，多艘中国货轮滞留海湾。
当前，伊朗战事对我国能源与经济安全的影响几何？
近日，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高级研究员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ía García-Herrero）撰文，就伊朗石油供应中断、航运与保险成本上升、通胀冲击及外部需求减弱等方面，分析相关局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ía-Herrero） 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所引发的全球能源流动中断，对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的中国而言，构成了对其能源安全、出口韧性与地缘政治战略的严峻考验。尽管中国庞大的石油储备和多元化的进口来源在短期内提供了一定缓冲，但如果围绕伊朗的冲突持续升级，仍可能加剧中国国内经济压力，并削弱其全球战略目标。
伊朗石油供应中断
长期以来，伊朗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廉价能源来源。尤其是自2021年《中伊25年合作协议》签署以来，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协议，中国将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条件获得总额4000亿美元的石油供应，作为交换，中方则对伊朗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开展安全合作。到2025年底，中国自伊朗进口的原油规模最高已达约每日140万桶，占其原油进口总量的13%，也占到德黑兰石油出口的约80%至90%。
伊朗石油通常通过改换流向等方式规避美国制裁。为避免进口受制裁石油所带来的声誉和金融风险，这些原油的主要买家并非中国大型国有石油公司，而是规模较小的民营地炼企业（即地方性炼油厂，下同）。伊朗石油通常通过中国新建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结算，以绕开国际支付报文网络SWIFT，因为后者可能会将受制裁的金融交易暴露给西方监管机构。
即便以低价出售石油，对伊朗而言，这仍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经济生命线。然而，伊朗出售石油所得收入，只能用于从中国进口商品，或支付中国企业提供服务的费用。因此，伊朗在出口和进口两端都日益加深了对中国的依赖。
自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日发动袭击以来，受基础设施受损以及航运停摆影响，伊朗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已大幅萎缩。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自伊朗进口的石油立即出现了每日100万至140万桶的缺口。失去低价原油来源后，中国“地炼”企业不得不面对更高的替代采购成本，而此时全球紧张局势已令国际油市本就承压（见图1）。
2020年5月至2026年2月山东地炼企业的进口价格与库存变化情况。其中，浅蓝色折线表示进口价格（十亿美元，左轴），深红色折线表示库存水平（百万桶，右轴）。
出于经济安全考量，中国事实上已为可能因美国威胁伊朗而引发的能源危机作出准备，而这种威胁在2026年初明显加剧。2026年前两个月，中国原油进口量激增16%，以进行战略性囤积。同期，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日均增加约30万桶，1月和2月对华出口规模升至约每日210万桶，但这对中国而言远远不够。中国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口的海湾地区石油规模，至少是自俄罗斯进口量的两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中国的石油达每日540万桶）。
换言之，从短期看，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且很可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在每桶100美元左右的背景下，中国仍需应对相当一部分低于市场价格的进口原油突然中断所带来的冲击。关于中国对油价敏感度的标准模型显示，若油价上涨2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0.5%。这也凸显了这一问题对中国而言所具有的分量。
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对中国的影响
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20%的石油运输量以及相当规模的液化天然气（LNG）运输量；这一海峡目前尚处于关闭状态。中国约一半的原油和30%的液化天然气依赖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供应国（见图2）。
如果波斯湾通道持续关闭，中国将面临供应短缺风险，海运与保险成本也可能急剧飙升，并引发对改道货运资源的激烈争夺——不过，一些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似乎已经获得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
2020年至2025年中国原油进口来源结构的变化。由图可见，2020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已逐步实现多元化，但来自海湾地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伊拉克、科威特、伊朗）的供应在总进口中仍占有重要位置。
亚洲部分经济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程度估算（占能源进口总量的百分比）。左侧显示原油进口暴露度。右侧显示液化天然气进口暴露度。
除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出现某种选择性开放之外，中国自身的缓冲能力也相当可观：中国战略与商业石油储备合计约为13亿至14亿桶，足以覆盖大约四个月的进口需求。与此同时，俄罗斯经由陆上管道输送的石油也为中国提供了进一步的来源多元化，尽管这一渠道同样存在一定限制。
首先，现有输油管道似乎已经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而俄罗斯若想进一步增加海运对华出口，也会受到其油轮运力不足的制约。此外，美国财政部此前曾在3月5日专门为印度发布了为期30天的豁免，允许印度购买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石油，以减轻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使中国更难消化俄罗斯可能拥有的剩余产能。
该图比较了亚洲部分经济体在能源储备方面的缓冲能力。左侧为原油储备可覆盖天数。右图为天然气储备可覆盖天数。整体来看，中国在原油储备方面具有一定缓冲能力，明显高于印度，但低于日韩。
该图比较了亚洲多个经济体的能源供应结构，从左到右依次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省、韩国、日本、印尼、菲律宾、越南、印度、中国。
因此，相较于大多数亚洲国家，中国在应对美以袭击伊朗所引发的能源危机方面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见图3和图4）。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金融市场所受冲击相对有限：截至3月中旬，人民币汇率已回升至此前水平。
出口受扰
除了能源本身，伊朗危机还波及海湾地区生产的石油供应链下游产品，包括化肥以及生产铝和镍所必需的二氧化硫。印度高度依赖海湾地区供应的化肥，而印尼的镍生产也依赖来自海湾的相关供应。
对全球供应链的另一项重大负面冲击，是运输成本显著上升，这既源于油价飙升，也源于为避开冲突区域而不得不绕行更长航线。与此同时，保险费用上涨和货运积压也正在进一步挤压集装箱和大宗商品贸易，形成明显的供应链瓶颈。
2025年，在与美国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对中东出口增长迅速，例如向阿联酋出口汽车、向沙特出口钢铁；但如今，这些出口也将面临上述冲击。
该图为中国对中东出口额（十亿美元）。蓝色折线表示出口额（十亿美元，左轴），深红色折线表示同比增速（%，右轴）。
通胀冲击：对中国的影响相对较轻
如果冲突持续，且霍尔木兹海峡在3月底之后仍长期关闭，那么在能源、原材料和运输价格高企的推动下，全球都将面临成本推动型通胀。此种情形的经济影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但全球通胀率可能会因此再上升0.4至0.8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也可能放缓。
西方经济体在尚未完全摆脱乌克兰危机冲击的情况下，可能因能源成本进一步攀升、通胀压力再度显现而遭遇新一轮竞争力受损（见图7）。相比之下，中国似乎对这轮能源冲击具有更强的缓冲能力，因为其当前正承受通缩压力，工资增长相对停滞。这种态势与2022年俄乌冲突后的情况颇为相似：当时，能源冲击对西方生产体系的削弱明显强于对中国出口部门的冲击。
不过，除非通过更多补贴加以对冲，否则成本推动型通胀仍会影响中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见图8）。鉴于中国目前已大量使用补贴来支持工业部门，而2026年的财政赤字目标又并未高于2025年、财政腾挪空间有限，因此中国转而加大力度保护消费者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大。
总体而言，与西方相比，伊朗危机或许会提升中国的外部竞争力；但若没有以提振消费为导向的财政政策出手相救，中国国内需求仍可能受到冲击。结合中国在3月11日结束的中国两会期间所释放出的经济政策信号来看，这种政策转向出现的可能性尚不明晰。
2015年6月至2026年2月中国、欧盟和美国的通胀同比变化。
2017年2月至2026年2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同比变化。浅蓝线表示CPI，深红线表示PPI。
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威胁：外部需求走弱
对中国来说，伊朗冲突带来的主要威胁在于可能拖累全球消费，进而对中国出口造成直接冲击。中国要实现GDP增长目标，主要仍依赖出口拉动——中国全国“两会”维持的增长目标仍处于相对较高的4.5%至5%区间——这构成了中国当前一个脆弱点。
一旦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最终将表现为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更为微薄的企业利润，并对中国企业的财务健康造成严重后果。目前工资增速本就仅略高于1%，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下滑。这可能加剧中国内需疲弱的局面：企业因无利可图而减少投资，消费增速也将随之放缓。
在这种情形下，欧盟可能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欧洲对能源价格上涨尤其敏感，特别是天然气价格——这一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已表现得十分明显。能源价格再度走高，将对欧洲经济增长构成又一轮重要的负面冲击。与此同时，欧洲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吸纳了中国15%的出口。因此，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很可能会出现减速。
中美之间的一场零和博弈
美以对伊战争将如何收场，可能对中国在中东乃至更广范围内的战略地位产生深远影响。如果美国最终取得主导地位——控制伊朗资产、瓦解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甚至扶植一个更易于操控的政权——那么中国多年来在该地区，乃至在广泛“全球南方”中艰难取得的外交成果，都将遭到严重削弱。
例如，2023年在中国斡旋下达成的沙特—伊朗和解，就是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不仅有助于促进地区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这一协议同时提升了中国作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中立调停者的角色。
再如，伊朗于2023年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于2024年加入金砖国家机制，也强化了与中国所倡导的多极世界秩序相契合的多边框架，从而削弱了西方主导地位。
若美国获胜，而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又始终有限，那么这些结构性安排就可能被动摇，中国也将被迫重新调整其联盟布局。反过来，如果美国因国内压力、战争成本上升，或伊朗展现出更强韧性而突然撤出，那么中国外交和投资的扩展空间就可能随之打开，同时也可能改变“全球南方”对于这场军事冲突“谁才是赢家”的判断。2021年美国撤出阿富汗的先例应当提醒人们，这类行动会带来怎样的连锁后果，以及中国从中获得了多大收益。
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更深地卷入对伊战争，中国可能会逐步摆脱当前相对谨慎的姿态，转而扩大其在伊朗市场中的角色，类似于其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做法。中国可能会更大程度上成为伊朗政权维持经济生存的重要支撑者，并通过出口军民两用技术来增强伊朗的防御能力，从而帮助其对美国展开一场消耗战。而这种“支撑者”角色，也会使中国更有条件在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进行斡旋——尤其是在冲突持续时间越长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或许对中国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一场长期化的伊朗军事冲突将牵制美国的军事资源，使其从印太地区被分流出去，这对台湾问题和／或南海局势的未来走向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若中国能够实时观察美国海军在海湾地区的作战行动，那么一旦未来台海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观察也可能为中国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
原文于2026年3月17日发布在欧洲智库Bruegel官网，原标题为“What the war in Iran means for China”。
编译｜周浩锴 IPP新媒体编辑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锴
校对 | 刘 深
终审 | 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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