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传平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导读】据央视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月28日上午的遇袭中身亡。据两名美国消息人士和一名熟悉此事的美国官员透露称，以色列和美国选择在周六对伊朗发动袭击，正值哈梅内伊与其高级助手举行会议之际。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情报部门锁定了伊朗最高领袖的行踪，随后将其打死。有分析指出，继去年以色列定点清除伊朗军政要员、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后，美以持续加紧对伊渗透工作，哈梅内伊被害，更暴露出伊朗情报与安全系统的脆弱。那么，伊朗的情报系统为何“失灵”了？
本文指出，伊朗情报部门的首要职责是维护伊斯兰革命后的新生政权，并未设立专门针对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即便在核科学家频繁遇袭后，伊朗成立的“保护组织”也因身兼多职而无力聚焦以色列的暗杀行动。政教合一的国家属性，在伊朗催生了两套叠床架屋、彼此竞争的情报系统，导致工作碎片化、低效与冗余。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下，伊朗情报组织会从“神意出发”，将重点放在犹太人的阴谋诡计上，客观分析反而可能受到“西方化”的指控；由宗教人士领导的机构更看重忠诚度，专业人员的挫败感加剧了内部叛变、被渗透的情况。而在核武器尚未研制成功之时，媒体、乃至总理本人就大肆展示首席核科学家的资料，更暴露出伊朗政府保密意识的薄弱。
在伊朗社会内部，美国制裁引发的经济困境，直接影响了反情报工作：伊朗公民易被以色列用金钱策反，对反情报工作的经费支持也不足。此外，肩负反情报工作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经商中的腐败行为，滋生了情报系统漏洞：腐败多发导致人员易被策反；有组织犯罪行为和腐败相结合，成为以色列运送武器、资金和行动人员的渠道。从地缘政治层面来看，以色列同伊朗多个邻国缓和关系，已构建起围绕伊朗的情报网络和情报基地。鉴于伊朗国内的民族关系较为紧张，跨境少数民族也易成为渗透力量。
本文原载《情报杂志》2025年第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伊朗对以色列反情报工作失误研究
2024年7月31日，在伊朗参加新任总统就职典礼的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遭以色列暗杀身亡。在此之前，以色列在伊朗境内策划多起成功的暗杀、网络攻击、窃密等隐蔽情报行动。2009年，以色列成功将“震网”病毒植入伊朗的核设施，损坏了伊朗超1000批铀浓缩设备；2018年1月，以色列情报人员闯入德黑兰郊区的一个秘密核档案馆，窃取大批机密文件；2020年11月，以色列暗杀伊朗首席核科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伊朗和以色列长期处于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当中，伊朗理应保持对以色列的高度警惕，做好反情报工作，但伊朗的国家安全防线屡次被以色列攻破。除了以色列情报机关较强的信息搜集和境外行动能力之外，伊朗自身在反情报工作上存在严重失误，导致了以色列多次隐蔽情报行动的成功。对此，国内已有学者指出伊朗在反情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但学界并未将伊朗反情报工作失误作为单独的研究问题。鉴于阿克萨洪水行动以后，以色列对伊朗开展的暗杀等情报行动对伊朗国内政治和中东局势产生的重大影响，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将聚焦以色列在伊朗境内开展的隐蔽行动，从伊朗方面总结反情报工作失误的原因。
图源：澎湃新闻
▍伊朗情报机构的体制机制问题
反情报工作是指识别和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及类似非国家组织(如跨国恐怖组织)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按照类型来划分，反情报工作包括防御性任务和进攻性任务：防御性任务如保护国家机密、防止本国情报机构被渗透；进攻性任务如挫败外国情报组织的计划、渗透进对方情报机构等。伊朗情报机构在反情报工作中出现较多失误，源自组织管理、意识形态、反情报工作能力等因素。
1.1 未设专门机构，反以色列情报工作针对性不强
伊朗情报部门的首要职责是维护伊斯兰政权。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具有强烈宗教倾向的中下阶层支持的霍梅尼政权上台。但是新生的伊斯兰政权面临内忧外患，伊朗情报部门的首要职责是维护伊斯兰革命政权的统治地位，压制国内外反革命势力。伊朗对外情报核心机构主要为两个——情报与安全部(Ministry of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IRGC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情报与安全部由五个局组成：分析和战略局；国内安全局；反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对外情报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成立于2009年，原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处，其设立也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2009年大选后伊朗发生严重社会动荡，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部门合并了情报与安全部的国内安全局、巴斯基(一个准军事民兵组织)情报局，形成一个新的情报部门。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分为八个局：网络空间指挥部、理论分析和国家安全中心、核设施保护局、安全局、行动局、后勤和支持局、技术局和反情报局。
从机构设置上看，伊朗情报部门并未成立专门针对以色列情报行动的机构，应对以色列在伊朗的情报活动的职责都放置在反情报局。反情报局不仅应对以色列的威胁，还要应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在伊朗的情报行动，针对性不强。而以色列作为世界情报强国，将伊朗视为主要敌对国，频繁发动对伊朗的情报战，伊朗针对性的制度建设不足。例如，在核科学家频繁遇袭后，伊朗成立了隶属于革命卫队的“保护组织”(Protection Organization—IRGC)，该组织有三重责任：保护国家的机场和飞机安全、保护政权的高级成员，以及最高领袖。保护核科学家是“保护组织”承担的职责之一，但是其又承担了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政治人物的重任，保卫职责相对宽泛，对以色列暗杀行动的针对性不强。
1.2 组织管理不善，不利于反情报工作协同作战
在机制上，情报与安全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存在组织协调矛盾，不利于反情报部门的协同作战。伊朗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拥有神权体制和民选体制两套政治体系，最高领袖是神权体制领导人，总统是民选体制领导人。根据伊朗宪法规定，最高领袖是掌管最高实际权力者，握有军队和情报部门的权力，有权罢免总统。尽管总统名义上控制着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SNSC)，但委员会的所有决定都需要最高领袖的正式批准才能生效。在名义上，情报与安全部是伊朗法律规定的最高情报机构，部长直接向最高领袖负责，伊朗全国所有组织必须与该部门共享信息。理论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也服从于情报与安全部管理。但实际上，该组织完全独立运作，其负责人直接向最高领导人报告。因此，情报与安全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都服从和服务于最高领袖。伊朗最高领袖也为防止一家独大，通过部门竞争提升效率，并未明确两者组织关系。
组织管理关系不明晰导致了两大情报部门的组织协调问题：一是缺乏协调配合。尽管按照宪法规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所获取的情报信息应该与情报与安全部共享，但是这两大安全机构在实际上相互独立，缺乏配合，难以形成情报合力；二是存在恶性竞争问题。为了争夺领导人注意力和扩大政治影响，两大情报部门展开了激烈的部门竞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抢占情报与安全部在境外的人力情报业务，并将业务职责扩展到信号情报、技术情报和网络领域。组织协调问题导致伊朗反情报部门在情报收集、分析和利用上难以形成有效的力，导致整体对外情报工作的碎片化和效率低下，因此可能错失关键情报。恶性竞争导致反情报部门在各自领域内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投入，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还可能因情报重复而导致处理和分析工作的冗余。
1.3 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影响反情报工作的科学性
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成为1979年后伊朗情报机构建立的基本原则。这种宗教化的意识形态在情报机构的独立性和情报雇员士气上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一是宗教人士能施加非正式影响，伊朗情报机构的独立性不足。“伊朗专家会议”是选举最高领袖的权力机构，由86名伊斯兰教神学专家或高级神学人员组成，拥有选举、监督、罢免最高领袖的权力，在伊朗国内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体制之下，伊朗高级神职人员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能够通过政治家族关系网络和权力重叠，对情报机构产生重要的非制度化影响。伊朗情报机构的工作需要考虑神职人员的态度倾向，其独立性受到削弱。伊朗情报机构的分析人员，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下，会从“神意出发”，将分析重点放在犹太人的阴谋诡计上，而采取客观分析的情报人员可能会受到“西方化”的指控。
二是情报人员晋升空间有限，士气不足。宗教观念和神学潮流强烈影响着情报机构的运作方式，情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宗教学院的毕业生。根据1983年的议会法案，部长必须拥有神学院的学位，能够根据伊斯兰法律进行独立推理。在情报雇员招录上，伊朗坚持以对革命和政权的忠诚度为标准聘用人员，而不是以知识和技能为基础。情报机构由宗教人士领导，限制了专业情报人员的上升空间，伊朗情报雇员长期在一个岗位上停留，职业挫败感不断累积，导致叛逃事件多发。叛逃又导致伊朗情报雇员对组织使命和价值产生动摇，影响了情报机构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4 反情报能力薄弱，对以色列防范能力不强
伊朗反情报工作面临技术应对能力不足、情报系统遭渗透和叛逃问题频发、保密措施薄弱等问题，削弱了对以色列情报攻击的防御能力。
一是伊朗反情报的技术能力和应变能力相对较弱。在新技术背景下，以色列方面采用了新的、更复杂的暗杀方法。面对新技术手段的兴起，伊朗情报部门未能及时调整策略进行有效防御。例如，在伊朗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被暗杀过程中，以色列特工将一辆皮卡停在暗杀目标路过的路口，车上隐藏着远程遥控机枪。当法赫里扎德的车队经过时，狙击手在数千公里外通过卫星监视并开枪射击，法赫里扎德中枪身亡。另外，在网络安全领域，伊朗多个网络安全部门之间缺乏组织协调、存在因受到国际制裁无法大量购买先进网络设备、人才流失等问题。而以色列的网络情报能力强大，且受到美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支持，伊朗在同以色列的网络情报竞争中处在弱势地位。
二是伊朗反情报机构叛变、被渗透情况严重。由于伊朗情报机构的管理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政治生态中的腐败、意识形态等问题，伊朗情报雇员的组织忠诚度存在一定缺失。加之以色列摩萨德、美国中央情报局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长期针对伊朗情报官员和军方人员进行招募活动，伊朗情报官员多因经济利益或政治不满被成功策反。伊朗发生多起安全部门核心要员叛逃事件：1996年，伊朗情报与安全部创始人之一阿布·阿尔·卡萨姆·米斯巴希(Abu al-Kassam Misbahi)叛逃到德国；2007年，伊朗前国防部副部长、伊斯兰革命卫队重要成员阿里·雷萨·阿什加里(Ali Reza Ashgari)叛逃至美国，而早在2003年他就成为美国在伊朗的代理人。伊朗情报系统的人员叛逃后，极有可能泄露了伊朗国内的安全战略、情报行动的具体细节、安全防范薄弱环节等，严重削弱了伊朗对以色列的反情报能力。
三是伊朗保密工作缺位。保密工作是反情报工作的最后防线，但是伊朗情报机构在核心要害部门和人员上的保护举措存在缺失，成为易被以色列情报行动攻破的薄弱环节。例如，伊朗在核武器尚未研制成功之时，该国媒体就大肆报道过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的情况，让其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2018年，以色列总理在电视节目上展示了该科学家详细的个人资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研制“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尖端武器设备时，对科学家采取严格保密措施，甚至科学家的家人都不知道其从事何种工作。
▍伊朗国内政治环境问题
反情报并不是独立的工作，与国内政治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当一个国家较为稳定和团结时，国家政权与国内民众能够通力合作，有效开展反情报工作。但是国内政治出现严重矛盾时，则会干扰反情报工作的有序开展。
2.1 伊朗反政府组织帮助以色列开展情报行动
伊朗国内的多个反政府组织与以色列开展情报合作。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府并未完成有效的政治整合，反政府组织长期存在，成为以色列在伊朗境内开展情报行动的合作者。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该组织于1965年由伊朗大学生成立，是巴列维国王时期最大的反政府组织，在推翻巴列维统治时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该组织对于霍梅尼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持反对意见，走上了武装反抗伊朗政府的道路，成为当前伊朗国内最大的反政府力量。随后，以色列与人民圣战者组织取得联系，并由以色列特勤局资助、训练和武装，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开展暗杀活动。2010年，伊朗政府破获一起刺杀未遂案件，获取了刺杀行动者与以色列情报部门开展合作的证据，证实了以色列情报部门利用伊朗反对派开展隐蔽行动的行为。2020年，伊朗政府指责人民圣战者组织与以色列共同谋划暗杀了法赫里扎德。
伊朗反政府组织与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合作对本国反情报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反政府组织立场坚定，组织化程度高，甚至掌握一定的武装力量，在与伊朗政府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在共同诉求下，伊朗反政府组织和美国、以色列开展情报合作。例如，在2001年后，伊朗反政府组织之一——全国抵抗委员会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联系，后又与以色列摩萨德开展合作，接受以色列的资助。同时，伊朗国内存在一定数量亲西方的民众，并不赞同神权政治，反而支持伊朗的反政府组织，削弱了伊朗反情报工作的群众基础。
2.2 经济问题导致伊朗公民易被策反
伊朗的经济形势严峻，引发国内抗议不断。进入21世纪以来，伊朗以开发核电为由积极开展铀浓缩计划，但是美国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为此，美国对伊朗开展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制裁限制了伊朗的石油出口、金融交易和国际贸易，影响了伊朗经济的正常运转，导致了低就业、高通胀、高贫困率，促使伊朗抗议活动频发。2016年伊核协议实行后，西方国家逐步对伊朗放松制裁。伊朗人对经济繁荣高度期待，但实际上放宽制裁并未有效改善民众生活条件。伊朗在2017年底至2018年初爆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运动，抗议很快由经济问题转向对神权政治的不满。2019年，又因为政府将油价提升200%,伊朗再次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蔓延至全国21个城市。
伊朗的经济困境直接影响到反情报工作：一是易导致伊朗公民被以色列用金钱策反。伊朗国内宗教保守思想日趋浓厚，也未出台强有力的体制改革举措，导致国内部分民众对政权失望。以色列利用伊朗治理不善、经济不佳、贫困和政治矛盾等情况，以大笔现金或提供永久居留权作为招募条件，招募到为以色列搜集信息和开展行动的人员。例如，根据伊朗国有电视台 Press TV在2012年的报道，伊朗法院判处13名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人有罪，这些被告受到海外卫星电视网络和高薪广告宣传引诱，为摩萨德从事间谍活动。二是导致对反情报工作的经费支持力度不足。受国民经济的影响，伊朗的军费开支处在不稳定状态，军费中给予情报部门的费用也相应处于大幅变动当中。从2017年至2020年，伊朗军费开支从139.3亿美元下降到30.3亿美元，三年间下降幅度达78%，2022年才回升到68.5亿美元。伊朗经济困境导致安全机构资金短缺，从而影响对反情报工作所需的资源投入，限制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采购和维护等，降低了反情报的工作效率。
2.3 腐败问题引发的情报系统漏洞
伊朗的经济结构容易产生腐败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最高领袖霍梅尼和时任总统拉夫桑贾尼决定推动伊朗经济自由化。但他们认为独立的、真正的“私营”部门对其统治构成了威胁。因此，伊朗政府鼓励自己的支持者，包括军人、情报人员和德黑兰传统集市上的保守派商人从事私人投资。肩负反情报工作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经商过程中产生腐败行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受到最高领袖的充分信任。两伊战争后，革命卫队涉足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矿业、金融业、农业、设计和咨询业等领域，控制着伊朗南部60个边界通道，掌管着伊朗除石油以外57%的进口和30%的出口，在境外还拥有560多家下属贸易公司。伊斯兰革命卫队常年涉足该国境内的黑市交易，如利用油气补贴政策，将廉价汽油和天然气倒卖至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邻国获取巨额利润，甚至通过贿赂海关走私奢侈品赚取差价。
伊朗政府的腐败问题对反情报工作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一是腐败行为多发导致人员易被策反。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2023年腐败感知指数，伊朗在180 个国家中腐败排名第149位，属于腐败高发国家。腐败现象和风气使得伊斯兰革命的精神受到冲击，安全部队人员个人利益的渴望取代了对国家的忠诚。安全部门人员在腐败影响下容易被以色列方面策反。二是有组织犯罪行为和腐败相结合，成为以色列情报行动可利用的漏洞。阿富汗生产的大部分鸦片会转运到伊朗，伊朗纳贾岛存在较为严重非法鸦片贸易。另外，伊朗还有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糖进口、硬通货、足球俱乐部和汽车领域等行业，通常雇佣重要人物的亲属子女作为疏通政府关系的渠道，这使得非法行为难以查处。以色列情报部门同样可以利用上述非法贸易渠道向伊朗运送武器、资金和行动人员。
▍伊朗周边地缘政治安全问题
伊朗是一个地缘政治复杂的国家，其周边环境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大挑战。多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错综复杂的邻国关系，以及跨境少数民族问题，共同构成了伊朗反情报工作的严峻外部环境。
3.1 邻国情报合作升级，伊朗反情报防线承压
伊朗共有15个邻国，与该国共享7000多公里的海上和陆地边界线。但是伊朗与多个邻国关系较为紧张甚至敌对，反情报工作面临多方向的压力型外部环境。以色列、美国针对伊朗周边战略环境不佳的形势，针对性地在安全与情报领域对伊朗布局，构建起围绕伊朗的情报网络和情报基地。在战略环境层面，以色列同沙特、阿联酋、巴林缓和关系，塑造了对伊朗开展情报活动的有利环境。
以色列与阿塞拜疆开展密切的安全与情报合作，形成了针对伊朗的情报中心。阿塞拜疆具有与伊朗接壤，民族跨国境流动、民族情绪对立等情报优势。在过去十年中，以色列向阿塞拜疆出售了价值1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购买了大批阿塞拜疆的石油，作为交换，阿塞拜疆允许以色列将其领土用作搜集伊朗情报的主要基地。以色列在阿塞拜疆布置了相应的情报资产，成为以色列开展对伊朗情报行动的前沿阵地。伊朗长期指责阿塞拜疆在情报和安全领域与“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合作，并成为该地区反对“伊斯兰抵抗”的堡垒。伊朗前外交官阿米尔·穆萨维(Amir Mousavi)称，2021年有1000名以色列情报人员在阿塞拜疆，其中一些人在暗杀伊朗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的行动中发挥了作用。
2020年，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和巴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同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开展经济和安全合作。在安全合作领域，虽然该协议并未向外界透露参与方有关情报合作的内容，但以色列同伊朗关系紧张的阿联酋和巴林建交，将有利于以色列提升其在伊朗周边的影响力。沙特阿拉伯虽然因为巴勒斯坦问题并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是沙特对此协议持开放态度，允许以色列客机飞越其领空，显示出两国关系缓和的迹象。同时，沙特和以色列都将伊朗视作本国威胁，双方合作共同应对伊朗的可能性存在。上述情况都对伊朗应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工作带来了外部压力。
3.2 跨境少数民族易成为渗透力量
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俾路支人均是跨境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对自身的民族身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有独立倾向或较高自治要求。伊朗政府长期压制这些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倾向，国内民族关系较为紧张。跨境民族熟悉伊朗情况、流动性强，成为以色列对伊朗开展情报活动的重要依靠力量。
伊朗境内的跨境少数民族成为以色列对伊朗开展情报工作的有力依托。首先，少数民族群体存在自治或独立的诉求，与伊朗政府关系紧张，以色列能够利用这种矛盾开展工作，并通过提供武器、资金等方式获得伊朗少数民族的支持。另外，以色列在开展对伊朗的渗透、策反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会讲波斯语的犹太人族群。二是伊朗的边境管理能力不足，难以阻断以色列与少数民族的秘密联络。伊朗的边境线多处在山地、高原等地形复杂地带，伊朗边防力量不能做到对边境地区的有效管理，存在漏洞的伊朗边境成为外国情报部门的攻击目标。以色列情报部门及其招募人员较为容易穿越边境，同离心主义倾向的少数民族取得联系，开展情报搜集和情报行动。三是伊朗少数民族熟悉伊朗情况，能够在伊朗境内自由活动，便于为以色列开展渗透活动。跨境民族同伊朗周边国家联系密切，也便于行动后迅速回撤。例如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俾路支人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有广泛的社区网络。摩萨德曾招募隶属于“俾路支斯坦解放军”的逊尼派反政府组织“伊朗真主旅”(Jundullah)成员，训练他们在伊朗境内执行暗杀任务。根据美国政府公开的资料显示，“伊朗真主旅”已对数名伊朗政府官员的刺杀事件承担责任。伊朗的反情报机构必须应对这些跨境联系，这导致了工作资源的分散，增加了反情报工作的难度。
▍结论与启示
在2007年至2020年(首席核科学家遇刺)之间，伊朗至少发生了6次针对核科学家的暗杀事件，2024年又发生哈马斯领导人遇刺事件。但是伊朗并未有效汲取教训，采取有力应对措施，这表明伊朗情报部门在应对以色列的隐蔽行动工作当中，存在着系统性的问题。伊朗情报机构自身的体制机制问题是反情报工作失误的直接原因，同时矛盾重重的国内政治和复杂严峻的周边局势，恶化了反情报工作的外部环境。
伊朗反情报工作的失误，对伊朗的内政外交带来巨大压力。首先是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冲击。政府被视作保护公民人身安全的主要责任方，但当重要人物接连遇害时，公众自然会质疑伊朗政府的能力和决心，担心自身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会进一步削弱伊朗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其次，增加了伊朗的战略压力。为扩大伊朗的影响力，伊朗领导了旨在共同抵抗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抵抗之弧”。其中，哈马斯、真主党等组织是伊朗支持的重要盟友。当伊朗盟友不断被以色列的情报部门袭击、暗杀后，伊朗必须做出有力的反击举措，不然将会削弱伊朗的号召力。但是鉴于美国、以色列的强大实力，伊朗的反击会招致美以进一步的报复，可能会引发中东局势升级。伊朗在是否反击、反击力度上承受着巨大压力。
根据伊朗在反情报工作中的失误，可以总结出反情报工作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律。首先在体制机制层面，多个情报部门需要紧密合作、共享信息，避免由于权力斗争和恶性竞争而削弱反情报工作；反情报工作需要基于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避免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建立以个人能力为标准的上升通道；现代反情报工作依赖于高新技术，包括网络安全、密码技术、信号情报等方面的创新，情报机构应持续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在技术上占据主动。其次在国内层面，反情报工作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政治环境。因此，要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缓和社会矛盾、增强民众对国家的信任；构建广泛的社会防线，建立起国家与民众间的合作机制；加强廉政建设，确保反情报部门的廉洁高效，减少个人或集团对情报部门的控制。最后在地缘政治环境层面，反情报工作不仅是国内安全问题，还是国际博弈的一部分。通过外交手段缓解与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减少情报战中的对抗性，有助于化解外部情报威胁的压力。通过以上措施，国家可以为反情报工作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从而确保在复杂的国内环境与国际形势下保持反情报工作的主动性与优势。
编辑/陈蕊
本文原载《情报杂志》2025年第2期，原题为《伊朗对以色列反情报工作失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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